我的第一位语文老师

梦想

　　回想起来，我的第一位语文老师蔡子静，其时也就二十出头。他与同村青年的不同， 在于他不理平头，而理三七开分头。这使他看上去很有些儒雅的气质。

　　那时候，确切的说，在上世纪的整个七十年代，故乡的小学就是一长溜芦苇墙的人字型瓦房，瓦房前面有一棵歪柳，歪柳下吊着一截钢管，是钟。教室里，低年级的男生几乎都有一个火柴盒，火柴盒里装着比火柴盒更小的乌龟。上课时，常有男生用火柴棍很仔细地戳乌龟的屁股，看乌龟疼得伸出头来。或者让乌龟仰于桌面，看它怎样艰难的翻过身来。

　　“娃读书为啥？”“抓革命、促生产”的家长们说：“识几个字罢了。”蔡老师却并不让我们“识几个字”就“罢”了。

　　有一回，当我注意到教室里出奇的安静时，蔡老师已走到我身边。我一耸就站了起来。蔡老师拿起我的小人书，问：“这上面写的什么？”我说：“这一枪，打在山田的屁股上！”同学们“哄”地笑了，蔡老师也笑了！他又指着我的课本问：“课本上的字，你也都认识么？”我昂头背诵道：“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第五……”“好了，好了。”蔡老师打断我，示意我坐下，把仍然敞开着的小人书放到桌上，还用手掌在上面按了一下。

　　我第一次触摸到缪斯女神的圣裙，所凭的竟是一份“检讨书”。起因是：有一天轮到我和我的邻座—一个地主分子的“狗崽子”——值日，我没留下来，而把清扫教室的任务落给他一人，并以为“劳动改造”正是他的本份。不知怎地，这事让蔡教师知道了。第二天，蔡老师把我喊到教室外的一块蓖麻地里，说：“一只鸡受了伤，别的鸡都来啄它的伤口，直到把肠子啄出来，这不是很可怕吗？做人和做鸡，应该是两回事呀！”这些话唤醒了一个少年在荒谬岁月中渐渐沉沦的良知；我哭了。是夜，我就着煤油灯，怀着强烈的自责和对于邻座的愧疚之情，写了一分检讨书。我一定写了很长时间，早晨起来涎水都是黑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份检讨书，竟为我带来了荣誉！蔡老师当着全班朗读这份检讨书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他没有再批评我，或者是忘了批评我，只是一味赞扬“文章”写得好！“文情并茂”，他就是这样说的。

　　我由是感到了文字的奇妙，作文越写越勤，蔡老师的批改，更是日见细致了。红蓝两种墨水，好比红的雄霓和蓝的雌霓，密切地配合在一起。常常，他既改写，又补写，以至看上去红字比蓝字显得更多一些。

　　谁说读书无用呢？我家的母猪如果有灵，一定会现身说法，批驳这种谬论。当时，队队都有批判专栏，个个都要口诛笔伐。这“个个”，自然也包括了那些只会口诛不会笔伐的文盲。他们找上门来，要我这个“文曲星”代劳。我指指猪圈，示意他们倾听母猪的吼声。他们说：“猪菜？好说。一篇文章换一篮子猪菜。”就这样，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家母猪没缺吃的。猪圈里终日宁静，好像没有猪似的。

　　我把这笔很划算的交易告诉蔡老师，蔡老师听了，却很不悦，倒像是我亏了似的。

　　半晌，他才说：“你写的，不是文章。你要当心：写文章要从肺腑说话，不能从喉咙说话。”说这话时，我们已面临小学毕业了。

　　蔡教师教了我五年，影响了我五个五年，今后还得影响我五个五年。我感激他——在那文明断裂的时代，他教我为人，教我为文；他托举了我。（文/蔡兴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