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豆腐，我平生的最爱

sunshine

文：南丰后人

人到中年，在人生的长河李，万千美食只不过是浪花朵朵，稍纵即逝稍，但家乡家的豆腐成了我最钟情的美食，而且百吃不厌。

我出生的时候，虽没怎么挨饿，但想每天吃上豆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家离集镇上有几里地，赶集也是要五天才有一次。记得母亲有次买豆腐回家，到了家里一称重量，发现少了几两，便想返回到集镇上去补。我说最多相差几分钱，别劳心了。

可母亲说：“不是几分钱的事，而是要称称卖豆腐人的良心。”你可知道，那时候，一天挣工分的钱最多也才几角几分。

后来，本地一些头脑灵活的豆腐师傅，做成水灵灵的豆腐就遛乡上门兜售。村民的家门口，除了挑货郎担的，还有挑豆腐上门来。货郎担往往是小朋友的期盼，而那个挑豆腐担的就是家庭主妇的希望。

随着“卖豆腐喽”的吆喝声越来越近，母亲就拿出卖鸡蛋的钱买两块豆腐。有时候也拿出家里收成的豆子交换，而黑色马料豆（不是黄豆）往往不值什么钱，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方才完成交易。

在我印象当中，本地一个五大三粗的青年人常常挑来四板豆腐上门。而离我家十里地远，一个师傅做的豆腐特别畅销。地方上哪家要做喜事请酒席，都要亲自上他家去订购。

最难忘的是老母亲为打制石磨的事。对我家来说，石磨是一件渴望而不可及的工具。渴望，是因为把豆加工成浆做豆腐，必须用到石磨；不可及，是因为，一生务农的父母亲倾其所有，也勉强吃得饱，哪有钱去添置石磨。老母亲为了磨豆腐，常常跑东家求西户，到有石磨的农户家去排队等候，逢年过节往往要等到掌灯时分才轮得到。

直到责任田分到户后，家中条件略有改善，挨过了几年后的一个秋天，母亲终于请石匠师傅打制了一副石磨，等“请”回家的那一天，当场用新石磨试磨出了丰盛的豆腐餐，其心情不亚于建好了一幢房子。“这可是牙缝里挤出来的呀！”母亲说这话——是多么的无奈和欣慰。

只是到了后来，我几个姊妹离家外出谋生后，年过古稀的老母亲实在拉不动石磨了。方才把石磨像古董一般地摆放在堂前，如香案一般供奉着。因为这是母亲人生中办的一件大事，也是她多少年对做豆腐的追梦。

豆腐是我国传统的食材，偶读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豆腐》诗——“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王术，安坐获泉布。”

据说，西汉淮南王刘安好道，向往长生不老。他重金招纳方术之士，在八公山上谈仙论道、著书炼丹，用山中的清泉水磨制豆汁，又用豆汁培育丹苗，谁料仙丹没有炼成，倒是豆汁和石膏成就了鲜嫩绵滑的豆腐。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写道：“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刘安。”这样算下来，我国豆腐制作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

千百年来，豆腐已经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美味佳肴。据了解，各地做豆腐的工艺都差不了哪里去。要论豆腐味道好否，恐怕与豆子的品质，以及的水质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镇上工作。那里青山绿水，工业污染几乎为零。此地豆腐多采用手工制作，用水取之山溪的清泉。古老的豆腐坊内，石磨、豆腐灶、沥浆架、榨架、豆腐架都是祖传的。

集镇上有几十家专做豆腐卖，还有数以百计的能工巧匠奔向全国各地制作豆腐。有白豆腐、米豆腐、臭豆腐、炸豆腐等十多个品种。

他们世代相传的技艺以及采用传统配方，因而做成的豆腐总是与众不同，清鲜柔嫩，营养丰富。外形细若凝脂，口感细腻绵滑。拿在手中晃动却不散，投进汤中久煮也不碎。我还曾经写过“浙西豆腐第一镇”的稿子，刊载于省级报刊。

那时候，到家户去做客，菜肴中必定有豆腐上桌。遇到当地农家红白喜事，也是豆腐主打。外地人请客往往用闽笋打底，而当地的酒席是豆腐打底。“球川豆腐”已然是十里八乡的“招牌”。

再后来，我的家搬到了县城，但喜爱吃豆腐的习惯从未改变。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想去小吃店吃一顿豆腐花。即使不加一点调味品，我一口气就能吃下两大碗，多年来成了我对早餐的第一留恋。

偶尔通过县城的西门，弄堂里飘出了“臭豆腐”的香味，我按耐不住又停下脚步，然后挤进里弄的油炸臭豆腐摊点，去买上一夹臭豆腐解馋，哪怕要等上一时半会，哪怕它的价格新涨了几元。

如今，只要你喜欢，一日三餐吃豆腐，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早晨豆腐乳配稀饭；中午，豆腐干炒辣椒，或者白豆腐炖大白菜；晚上兴趣来时，喝点小酒，在热气腾腾的火锅里，用豆豉、豆瓣作底料，再加豆腐、腐竹、油豆腐入锅，尽可享受“豆腐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