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高中原校长李绪平辞世十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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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8日，石牌高中原校长李绪平因病英年早逝。同年8月，石牌高中撤销。整体并入石牌教育办事处。教职工65人，剩下两个班学生70余人，由教育局协调原来高中老师继续教育，予2010年全部结业。曾经带给石牌文化浓墨重彩的石牌高中就此在石牌古镇历史上划上句号。石牌的文化落差令人惋叹！向带给石牌文化繁荣底蕴的人们致敬！


忆绪平
蔡兴蓉

2009年6月8日夜，李绪平因脑溢血猝然辞世。

我是在次日早晨从老婆的电话里得知的。我打电话给居住在莲花二村的彭宜宏，他说他也是刚刚听说。之后我们都不知道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彭宜宏又来电话，说是要请几个与绪平素有交往的钟祥老乡聚一聚，以为吊唁。我在家发了约三小时的呆，就去了。除了老彭和我，来人有：贾双喜、谢岚、陈玉香、彭宜涛。

贾老师回顾了与绪平师范同学的经历，对绪平的聪明和坚韧印像尤深，为他的英年早逝唏嘘不已。贾老师和宜涛走后，我、陈玉香、谢岚在老彭家又坐了一会。陈玉香始终没有什么话，偶尔只叹句“没意思”或“划不来”；谢岚说自己的亲人都健在，从没有体会过这种刺疼似的忧伤；老彭说到现在都没法相信这是真的。我则想，应该为李绪平写点什么。

写点什么呢？

按常规，我似乎应该先祥尽叙述李绪平的社会价值，譬如他从任石牌高中的校长到实验中学的校长助理，是如何“工作狂”，是如何鞠躬尽瘁，是如何取得种种成就的。但我不愿意。我甚至觉得，把诸如此类的社会价值作为重点追忆，是对死者和生命的不尊重。因为，对不能复制的个体生命来说，其自然价值比社会价值不知要重要多少倍，以致可以说，人的社会价值不过是自然价值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

在常人的眼里，李绪平严肃、内向、一丝不苟，却往往忽视了他一旦笑起来像个孩子。

我和绪平的关系比较微妙：一方面，由于他也爱好文学，且长期关注我的文学写作状况，以致我们成了思想上的朋友，常常无话不说，在实验中学的操场上一转十来圈也是常有的事；另一方面，由于我是个自由主义者，在言行上往往不合“规矩”，所以就免不了跟他闹些矛盾，我记忆中还有过严重的争吵。但这并不妨碍我以朋友的身份，对他的个性有比较整体的把握。

绪平酷爱数学和逻辑美。说来有点奇怪，他作为校长，任何时候都把走进教室看作最大的乐事。他跟我说过：“听到上课铃响就有了精神”。他说话声色宏亮，有气势，有激情，同时特别注重节奏和停顿。凡是听过他的讲课或演说的人都知道，他的停顿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知性的魅力。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说起在深圳的一次家教，他自豪地说：“孩子听得眼睛发亮，家长虽然听不懂，也在一边看得津津有味。”人生多苦辛，我疑心这是他平生最大的乐趣所在。

绪平的自尊心有点过强。早在他任石牌高中校长的时候，他有一次对我说，他自做校长起，就没有跨入过钟祥一中、钟祥三中一步。“石牌高中不搞好，我是不会进去的。”他的意思我懂：石牌高中是三类学校，然而校长却并非三类校长！他的不入非同级学校，一定有卧薪尝胆的意思在里头。尽管，当时的石牌高中在原有的基础上已经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绪平也是个蛮有生活情趣的人。有一次我和夫人上街，他从楼上朝下喊道：“蔡祖萍（我身材高大的夫人）！你把蔡兴蓉牵到哪里去玩哪？”在他家里，我常看到他的儿子从背后抱着他，父子亲热得像兄弟一般。他除了爱散步，爱与朋友长谈，偶尔也到歌厅高歌一曲。你得承认，他的噪音是相当不错的，他宽厚的胸脯里像是有个共鸣器。每次听他高歌，我总很自然地想：他的歌声的背后应该隐匿着两种东西吧？一是释放委屈，二是提升勇气。

绪平的性格特别刚烈。古人所谓“峣峣者易折”，在他身上不幸应验了。当年，石牌高中蒸蒸日上时，他因为书生气（他是有书生气的）得罪了“小人官”（仿“小人儒”之提法），而被诬告经济上有问题。在某个类似集中营的地方，他受尽了有些部门加于他的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侮辱。最后却发现他是个清官。此事给了他和夫人精神上致命的打击。

有一天，绪平对我讲，他看唐诗时流下了眼泪。我想，任何一个富于阅历和敏于心灵的人大概都会这样吧？这个男子汉把太多感慨捂在了心里。

现在想到最后一次见到绪平时的情景。当时，他和朱会计在实验中学的科技楼下等我，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他问我：“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我一看，瘦下了许多，应该说瘦下了许许多多。他问他是不是吃了什么减肥药，他说没有，就是坚持吃素菜坚持出来的。再看夫妻俩和和睦睦欢欢喜喜的样子，我想：真不简单啊，这样热爱生活！看来，正像破茧成蝶一样，他们的精神走过了异常曲折的路，现在是开始自由试飞了。

呜呼！热爱生活的李绪平猝然离开了生活！

维特斯根坦在告别人世时有言：“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愉快的一生！”李绪平可以这样说吗？

忽然又想起王国维的两句诗：“四时唯有春日好，一事能狂便少年”。李绪平是“狂”过的，所狂还不唯“一事”。从这个角度看，他辞世时也绝对是个“少年”。

愿绪平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