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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工地里唯一一栋红砖房,就是余秀华家,整个大队就他们家不拆。”摩托车司机把我扔在路边。一连串满载着沙石的大卡车摇摇晃晃地驶过,尘土飞扬。拐进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穿过一大片光秃秃的水泥房,躲闪过忽上忽下的挖掘机,就抵达了余秀华家。
伴随着机器嗡嗡作响的轰鸣声,余秀华坐在布满阳光的院子里,一次次地谈起一件事,一件成名这一年来对她而言最重要的事——离婚。
余秀华时常站在院子外的空地里,看着轰鸣的工地发呆。去年2月,她居住的横店村开始筹划新农村建设,迁村腾地,唯独她家得以幸免。
“那个诗人”
2015年10月,余秀华站在法院门口,“人民法院”四个大字,让她觉得庄严明亮。她是来离婚的。“她终于下定决心了。”纪录片导演范俭在余秀华成名后一直在拍摄关于她的纪录片,在此前的几个月中,余秀华常在电话里跟他沟通关于离婚的事,她显得“纠结、犹豫,但又渴望追求自己的生活”。余秀华走进法院,向一个女孩说明来意,递上了离婚材料。女孩看了她一眼,走出了办公室。她听到女孩在打电话,隐约中,她听到女孩说:“那个诗人。”如果余秀华在九个月前出现在这里,那个女孩一定不会这样形容她。因为,那时的余秀华只是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村民眼中的一位——会写诗的脑瘫患者。2015年1月16日,旅美学者沈睿写了一篇名为《余秀华: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文章,之后的几天里,这篇文章刷爆了无数人的朋友圈,余秀华红了。人们开始正式地称呼她为“诗人”,为了凸显她的特殊性,“诗人”前面还会加上一个“脑瘫”的前缀。因为出生时倒产,导致先天性脑瘫,余秀华几乎失去了对于自己人生的掌控力。高二那年的一天,她突然背着书包回家提出退学,原因是老师以“字写得难认”为由给她的语文成绩打了0分,她把书本烧了个精光,彻底断了读书的念想。退学后,父母开始张罗她的婚事。来自穷地方的、比她大13岁的四川人尹世平“嫁”入她家,成为上门女婿。那一年,余秀华19岁,她不知道婚姻是什么,甚至不知道结婚后还要生一个孩子。如果父母安排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她也没有意见。起初,她想好好过日子。结婚一个半月后的春节,她觉察出些许不对。她和丈夫出门走亲戚,饭桌上,丈夫喝了很多酒,中途去厕所吐了,回来接着猛灌。她看不下去多说了几句,丈夫愣了一下,忽然拔腿就走。行动不便的她摇摇晃晃地追了出去,一面追,一面想着:丈夫靠不住。
一段罪恶
不一会儿,庭长到了,问余秀华:“你为什么离婚?为什么原来没想到离婚?”这时候,又有一个人走进来,说:“离什么婚呀?起诉是要钱的,还不如把这钱拿去买衣服。”事实上,离婚这个念头,已经在余秀华心里存在了将近十六年。她的婚姻生活一直在不断升级的矛盾之中。尹世平喝酒买醉,让她泡茶洗脚。在她眼里,喝酒不是好事,还让她伺候,她不愿意。“你是残疾人,我是正常人,我比你高贵多了。” 尹世平嘟囔着。她忍不住反击,“你这个男人一点本事都没有,所以你才嫁给我,要不你有本事让我嫁给你啊?”结婚第二年,余秀华生下了儿子。儿子两岁时,余秀华第一次提出离婚,但话一出口,母亲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怪她破坏了一个好好的家庭,因为她担心她老无所依。余秀华和尹世平甚至去了法院,但走到一半又回了头,因为尹世平反悔了。那是1998年,那一年,余秀华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印痕》,“诗中写我自己在泥水里匍匐行走,现在想来,几乎预言了一生的命运。”她将诗歌看做庸常生活的出口,甚至是救赎,“就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诗歌)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同时,内心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与现实生活的碰撞,也变成了她的创作动力与灵感来源。“那时候有铺天盖地的忧愁,19岁的婚姻里/我的身体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我不知道所以延伸的是今天的孤独……”争吵不断的日子里,余秀华如此写道,她称它为“青春给了一段罪恶”。尹世平常年在外打工,但收入从来不给家用。直到两人的儿子读高中以后,才勉强支付了部分学费。有一年,尹世平在荆门打工。春节到了,老板拖欠了800元工资,他让余秀华跟着去讨要,说,等老板的车开出来,你就拦上去,你是残疾人,他不敢撞你。余秀华问,如果真撞上来怎么办?尹世平沉默了。余秀华转身就走,心想,在你眼里,我的生命就只值800块钱?还不如一头猪。此后,他们之间没有了任何交流。在余秀华眼里,家对丈夫而言,只是一个春节过年的地方。即便是春节,为了避免吵架,两人也不睡一个房间。“在婚姻里,我和他都是暴君,都残忍。它给我的好处远远没有一朵花给我的感受多。”余秀华说。
明显的血污
婚姻生活的不如意曾让余秀华一度急于找到证明自我的方式。她一个人去温州的残疾人工厂里打工,手脚不便,干活太慢,受了不少委屈。一个月后,在家人的催促之下,她回到家中。她还想到了乞讨,找了一个师傅,照着指点买了一只碗。但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却怎么也跪不下去。“一个小时/他的瓷碗响了六次/我抱紧新买的瓷碗,夹紧我的尾巴/我忽然想起了几个字——人性繁华”——她在诗中如此形容当时的场景。最后,她还是回到了横店村,重新做回农妇。采棉花,摘苞谷,养兔子,写诗。她在诗里把自己形容成提心吊胆的稗子,随时都有被清除的可能性。她写道:“有时候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坚强不是一个好词儿/两岸的哈哈镜里/它只能扁着身子走过。”这首诗的名字叫——《我只是死皮赖脸地活着》。她还写过一首叫做《苟活》的诗,但即便如此,她却从不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在博客里,余秀华曾多次写到对一位当地电台主持人的爱慕。她经常参加他的节目,双方聊得投机,也曾线下见面。她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却又在醉酒时跑去找对方,甚至还惊动了110。她曾在诗里记录过这种疼: “我把这样的疼不停地逼回内心,重得我摇摇晃晃/但是我吐不出来/我从来没有说出的,我以为这就是/爱情”。这是她的天性——越热烈的天性与越残酷的现实也碰撞出了她的醒目。《诗刊》的编辑刘年被认为是发现余秀华的伯乐,他曾在2014年9月将余秀华的8首诗推荐至《诗刊》发表。“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刘年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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