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一位平凡而传奇的人物——杨治郁
作者：冯云飞授权石牌门户网公众号发布，写于2018年7月，发布于2018年8月9日
一、被“地主”成分和文革影响的舅爷，一生积极进步
小时候六七岁时，我对石牌高中教师杨治郁舅爷就有印象了。那时他在钟祥县石牌镇高中教书，我住在石牌镇王龙乡。那时小孩们从王龙乡和大人上石牌镇去赶集，在孩童心目中的不感觉不亚于今天的出国旅游。
一路走过镇棉花收购加工站、粮油公司、石牌镇老街，我们会来到石牌镇高中的舅爷家。印象中舅爷在镇上当着高中老师，知识很是渊博，早上经常是吃油条、喝豆浆（当时对于八十年代的乡下儿童，尚是不可想象的）。来的早，我也会和舅爷一起有这种豆浆油条的口福——那时的豆浆，是直接用开水瓶从镇上胡同里的石磨豆腐坊打的，特别醇厚。
在那最早的印象中，舅爷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一位幸福的人，一位教书的文化人，有着满屋满柜的藏书。
另一次和和二叔一起去看望舅爷，舅爷留我们吃午饭，酒过三巡，不知舅爷怎么谈到了文革这个事情，他对我们说到：“文革最终证明是错误的，中央核心领导在国家层面也是愿意承认错误的；但对于这样多在文革中被批斗、被打倒、被受尽磨难和不公平待遇，被影响一生的人，难道仅仅是道歉就能了事吗……”。我当时在桌上吃着油炸花生米，舅爷的话我似懂非懂，但印象格外深刻。
当然，舅爷绝对不是“老愤青”；相反，他是一个对社会、对党充满忠诚和拥护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出生在地主家庭的小知识分子，当时属于典型的“家庭成份不好”，且在文革中受过批斗，但他对入党的渴望，从来没有停止过。
1957年，杨治郁舅爷向学校党支部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崇拜共产党，内心想着也要做共党人。但对于一个出生于地主成份的他来说，虽然有这个愿望但又感到很遥远，觉得自己不经过脱胎换骨，就难以达到这个目的。
40多年来，舅爷因家庭出身和“文革”等原因，入党的事一直搁了下来。在退休的那年，他再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有些劝他，年纪这么大了，还入什么党，在家享享清福算了。他不干，仍然向前坚持着。
二、舅爷的毛主席情节和“杨治郁希望书库”
1977年，杨治郁舅爷得知：北京正在修毛主席纪念堂，听到这个消息他异常激动。他来到石牌镇汉江边的河滩，仔细找寻了七颗圆石，揣在怀里，亲自自费送到了北京，并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义务劳动。在留言薄上，他写到：“七枚圆石象征北斗星，让世界人民共仰之”。
时隔不久，北京来信告诉杨治郁舅爷：“七颗圆石已经铸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地基工程之中”，这让舅爷感到莫大欣慰！
1955年，舅爷捐资3000元从北京购买了500册图书（3000元在当年，属于一笔巨资），在家乡钟祥县流港村小学办起了一个“杨治郁希望书库”，让农村小学校的孩子们，真正有了丰富的课外书可看，滋润着孩子们的文化心灵。
后来，流港村小学校长和老师邀请过杨治郁舅爷多次，请他到学校看一看。舅爷却不愿多惊扰家乡的一草一木，他说：“学校经费困难，我到你们学校来一趟呢，你们学校又要花几十、百把块钱，这笔钱呢，我又可以赞助几个学生读书”。
这是一种至高的觉悟，一种高尚的情操。
2001年4月10日，中共钟祥县石牌镇党委批准杨治郁为预备党员。
三、杨治郁舅爷的家庭琐事，一出悲喜人间
杨治郁舅爷的夫人王金兰，也就是我的舅婆，两人仅育有一女，后来女儿远嫁了他处。文革期间，两人离婚，舅婆改嫁乡下，并和一位厚道农夫养育了两位儿子。
在八十年代初，舅爷舅婆又复婚；那时舅爷是一位热心家庭的人，他曾热心的帮着两位并无血缘关系的儿子张罗着，弄到了“商品粮户口”并进了工厂，当年“商品粮”是很让人青睐的。
但在后期的生活中，不知是在文革中被批斗被打击的后遗症，还是舅爷到老年后大脑皮质过于疲劳的原因，他对家庭，对亲友的感情是相对冷漠的，在某个层面是难以理喻，甚至不近人情的。
一次我的三叔，也就是他的亲侄儿，从乡下提着鸡蛋去看他，杨治郁舅爷把侄儿挡在门口，他对我三叔说：“你不要进来，把你带的东西也拿走！你用有毒的鸡蛋，是想来害我吗？”……
诸如此类难以理喻的事情，发生了数次。亲友们认为他在脑神经层面，有间歇性的不正常，和他往来变少了。
后来，他和舅婆王金兰分居，两人的交流也变少；再后来，舅婆去世，他和子女们来往的更少，和石牌高中们的老职工们来往的也少。基本靠着一个人的退休费，过着独来独往的生活。
四、多年来，舅爷用微薄薪资一直做公益，家人都无法理解
而另一方面，杨治郁舅爷长期对一些社会公益事业的个人资助，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执着，并始终未变。
1991年，舅爷通过团中央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河北省阜平县团委取得了联系，阜平县团委为老杨确定了当地辛雷、辛海建、张明利等5名贫困学生。从那以后，每年的1月和8月，舅爷都会在新学期开学前，准时把钱寄到学生手中。每名学生每个学期30-40元，一直到这些孩子从小学到读完初中。
十多年来，舅爷支持湖北钟祥、河北阜平两地贫困学生20多名。这些学生，每年都会给他写信，他是每封必回。这是一种真挚、简单、淳朴的感情。
1995年，石牌镇政府为方便学生上学，要筹款修建一座通往中学的桥。舅爷听到消息后，积极的要去捐款。有认识的人说他：“捐什么献哪，那是傻瓜，那是二百五，是二球”。（“二球”在乡间属于贬人的话）
舅爷听着有些刺耳，但他还是把家里现金清点一下，想来个倾囊捐款。结果一清呢，整数恰恰清了一个250。他想：这难道是天意？但他是无神论者，不相信这一套。他又清，还有一毛两毛的零角，还有一分两分的零分，接属于下来又清了一把，零角零分的清出了1块钱，他说：这好了，251。然后都捐了！（这在当年，属于大金额）
……
杨治郁舅爷对子女们说：“你们都大了，都参加工作了，还需要我管你们做什么？你们应当自食其力”。
从亲情的某个角度，没有人理解他。
舅爷的三个子女，一个在农村，两个在工厂，本来就窘迫的家境，使他们不知道父亲究竟要干什么？
还有在乡间的诸多亲友，农民是淳朴的，也是简单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更是无法理喻我这位杨治郁舅爷。
还有我那位王金兰舅婆，家中拮据的经济境况，让她一度在石牌高中和镇区街道捡废纸、破烂补贴家用。但王金兰舅婆是位宽厚、温顺的人，她接受着这一切……
五、最后一面，“迂腐”中的伟大，一位值得纪念的人
我最后一次在和杨治郁舅爷会面，是在他去世几年前的春节期间，大年初三和亲友们一起去给他拜年。那天他难得的热情，家中也是少见的热闹。
舅爷那天兴致很高，他知道我在省级刊物上曾经发表过少许豆腐块，也算是位文学爱好者。舅爷打开了他的大书柜，拿出了《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录》、《东方之子》这几本书，翻到相应的页面，指着他在其中的照片、和“杨治郁”简介上，对我说：“小云你看，我被收录在这些国家级的文化书籍上了，上面有我的作品目录介绍，还有我的通讯方式……”。
当时，杨治郁舅爷很像一个可爱的小老头。我向舅爷点着头，表示认同，做着一个良好的聆听者。
但，怎么说呢？实际上，我把他拿的这几本书，都翻看了下：收录在这类“文化名流”刊物中的诸多作者，均是来自小县城、小乡镇的非专业文化人士及非专业“作家”，有的甚至仅在县级刊物上发表过数篇作品。
那时，我刚从北京回来不久，知道北京有一类为数不少的“文化传媒公司”、“图书编辑公司”，通过各种信息搜集手段，给全国各地尤其是给偏僻地区的文化工作者及“初级作家”们，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告诉你——“因为您文化/写作成就突出，在##主题文化背景下，我们##出版总署旗下##机构，现特隆重邀请将您录入《##文化名流》的重大主题刊物中……”。然后就是需要你汇款，并承担一部分印制和发行费用。
其实，本质上这就是此类文化机构的盈利手段，被此类文化机构颁发的“文化名流”、“精英作家”的名头，是价值有限的，在真正的专业文化界、专业作家界，是无法被认可的。
后来，我仔细看过杨治郁舅爷以往写的几篇小说、散文、诗歌，其文章显示他有着厚重的人生阅历及一定的文字功底，在钟祥县石牌小镇来说，他无疑是个人才。但从专业纯文学的眼光来看，他的“文学写作”又有一定的较稚嫩性、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这同他所处的年代信息交流不便、小镇信息闭塞有较大关系。
杨治郁舅爷在教育、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建设性文章，我没有见过原文。但我想以舅爷几十年如一日对教育、对社会的那颗赤诚之心，以及他跨越那些特殊年代的磨难，以及独特阅历，他曾写出的教育、政治经济类建设性文章，将是有独特社会历史意义的，将永远有着一种耕耘着的伟大！
如果在毛泽东时代，用毛主席的话语思想来评价他，将是这样的：“杨治郁同志是一位追求进步的人，一位纯粹的人，一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位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评价，将是恰如其当。
今天，杨治郁舅爷捐款支援过的那座桥还在使用，发挥着它的承载功能。
流港村的“杨治郁希望书库”的智慧光芒，亦不会焕灭。
舅爷多年陆续资助过的河北省及湖北的辛雷、辛海建、张明利这些当年的20多名小学生，而今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依然会记得，当年有一位叫杨治郁的好人，一个居住在钟祥县石牌镇的杨治郁老师，在他们家境困难时坚持帮助过他们，坚持回信给过他们鼓励。从这个角度说，杨治郁舅爷将会活在一些人的心中。
这就是我的杨治郁舅爷，我奶奶的亲弟弟，我父亲的舅父。一位平凡又不平凡，一位睿智又“迂腐”，一位真真切切存在过的，对我们、对社会有益的好人。
这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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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高中杨老师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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