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衣街老人《石牌古镇》小感
作者：石国光读完衣街老人的《石牌古镇》，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我的太嘎爹（外公之父，瓦瓷人称外公为嘎爹）。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当时才几岁，依稀记得我的太嘎爹年过九旬，白发长髯，拄一拐杖，口含卷烟，颤颤巍巍地走村串户。他喜欢寻找老者聊天，而年轻的后生一看到他便围上去要他讲古，他也便欣然地手舞足蹈地拉长了调子讲他那永远讲不完的陈年旧事。“讲古”这个词不为很多人知，但我觉得形象极了：讲“古人”的故事。其实也不一定是古人，就是更早一些时日的本地人罢了。太嘎爹走到哪里便讲到哪里，讲到哪里哪里的人家便留他吃饭，吃完饭后那些本已一哄而散的粉丝们便又凑了上来……
至今，太嘎爹讲了哪些“古”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但太嘎爹讲古的样子却顽强地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又过了几年，他瘫痪在床甚至神志不清，过百岁生日时由人抬下床坐在太师椅上接受众亲人的跪拜。看到木偶一样的太嘎爹，我的心掠过一丝凄凉，我知道，我再也听不到他给我讲古了。
待我合上《石牌古镇》一书，久违的一个词又跳将出来——讲古！
这次讲古的主角不是须髯飘飘拄杖而行的孱弱老人，而是说古论今遍游欧洲的本乡达人。他虽自称“衣街老人”，但在我看来，思维如此缜密，记忆如此准确，资料如此详实，用心如此良苦，乡情如此厚醇，也才年愈七旬而已，不过处于人生壮年罢了。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我并不认识的苏祥义先生。
2012年12月，当“几十年间塞进脑海的故事好像要争先恐后地往外涌雪花般在眼前飞舞”时，他按捺不住要为生他养他的家乡写点什么来表示他的敬意，于是一发不可收，五年之后，一部讲石牌之“古”的回忆录《石牌古镇》自费结集出版。应乡人的热盼，苏先生将自己呕心沥血而来的作品数百本免费寄予生活于全国各地的石牌老乡，“与感兴趣者分享”。此一举动正应了我石牌先民急公好义之精神，难得之至。所以，当我收到此书，如获至宝，置于案头，待有完整时间再来拜读，以示敬意。
的确，苏先生给我讲了好多“古”。
古建筑。石牌曾有恢弘的古建筑群，“三庵六庙”等佛教建筑，圣人殿、雷祖殿、财神殿、上真观等儒教道教建筑，清真寺等伊斯兰教建筑，福音堂等天主教建筑，鄂城书院等学校建筑，各商业大户的数进数层豪华庭院，还有街巷石板，东西南北门，亭台楼榭无数。这些建筑大都建于明清时期，一直到民国、解放初都还完好，可惜到如今，一切灰飞烟灭，只留下一座古戏台和数间民房而已。很小的时候，我一直生活在瓦瓷乡下，听去过镇上的大孩子说，石牌就是一座迷宫，你进去了可能半天都转不出来。那时对石牌的神往简直无以言表，后来初中三年级时我到镇上读书，上面说的那些古建筑都没见到，只是，踩在脚下的青石板令人油然而生古意。
看到“古镇石牌明清建筑的十次劫难”，心痛不已。1940年日本鬼子炸毁魁星楼等二十多处古建筑，后又拆毁吴祠堂、鄂城书院修炮楼，石牌人怎不义愤填膺！书中几次提到“记载崇果寺历史的碑刻都填埋到老河闸中，后人拆闸时，要记得让记载石牌历史的碑刻重见天日”，先生之痛痛彻心扉。文革时红卫兵砸毁崇果寺幸存的铜佛，“XXX砸得最多”“毁了真可惜”，这些看得见的历史如铁锥刺心，令人扼腕。
古商业。有小汉口之称的石牌水运发达，战争年代为军事重镇，和平时期为商旅集散之地，加之石牌商家诚信重义，商业繁华数百年不衰，造就了无数豪门大户，自可不表。今天，当我们享受丰富的物质和便利的交通时，一定不会忘记历史上那些高瞻远瞩、敢为人先的英雄们。俗语说“要致富，先修路”，上世纪二十年代，石牌商人肖维周举个人之力修通了从石牌至荆门七十华里公路，极大地便利了石牌的商品流通，泽被后世。1958年高世亮任石牌区委书记时，将石牌到钟祥的王龙一段弯弯曲曲的小路改成了笔直的大道，50多年来此路从土路到碎石路到柏油路，路基始终未变。小时候听来的民谣“王龙巷子里赶驴子——直来直去”“王龙十八站”等，说的就是这条公路。今天石牌豆腐名闻天下，离不开一个人——石牌古镇山街潘桂记豆腐店的潘昌遂老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年近八旬的潘老到李集乡传授豆制品技艺，共举办12期培训班，培训出几百名技术人才，后来这些人才带动全乡农民出外做生意，从此蔚然成风。
古方言。石牌地处江汉平原向丘陵过渡地带，镇内方言基本一致，但不同的乡方言还是略有不同。相对来说，离古镇越远的地方——如属丘陵地区的瓦瓷乡——说话越土。比如，普通话的“干什么”，镇上说“搞么事”，似乎很容易懂，但瓦瓷就说“搞耍子”，不一而足。记得刚到镇上读书时，我跟人打招呼“你到拿哈咯地？”（你到哪里去的？）立即招来对方耻笑，如此几次，便自惭形秽。也是从那时起，我便发誓要改掉老土的方言。于是，在石牌读书，我尽量不说瓦瓷话；在钟祥读书，我尽量不说石牌话；到外地读书，我尽量不说钟祥话；去广东工作，我尽量不说湖北话。现在，我忽然明白，“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一语也适用于我们的方言。相对来说，苏先生关于古镇方言的章节还嫌单薄了一些，比如，还可以发掘各个乡方言的不同，探究不同的原因，方言逐渐消失的忧虑以及保护方言的举措……
古民俗。包括饮食文化、传统节日、婚丧嫁娶等，苏先生都给我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因为很多要么小时候见过，要么亲身经历过，倍感亲切。不过也有一些值得补充，比如，酒文化，高中刚毕业时领略过古镇上的酒文化，记不太清楚了，大概就是一开始时，主人倒三杯酒，喝完后由在座的一人做东，自己将杯中酒先干而尽，再催右手边下一位喝尽，下一位再催下下一位，等所有人酒杯干了，由做东者给大家满上，然后将酒瓶传给下一位做东。待所有人做完东后，就开始自由行动，你想给谁敬酒就给谁敬酒。自由行动结束后，就是所谓的饭来三杯酒（不喝完酒是不能开始吃饭的）。如此种种，听完也便醉了。还有一个习俗，应该是瓦瓷所独有的，叫“吃粑粑”或者“过六月”。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瓦瓷乡主要种植水稻，只种很少的小麦，所以平时很难吃到面食，像馒头、包子之类的，都是一年吃一次，于是，到了每年阴历六月， 各家都要像过节一样，做一满桌菜，蒸上馒头包子，请较亲的亲戚围坐在一起吃、喝、玩……现在虽然吃馒头包子不是什么稀奇事，但习惯保留了下来。
古轶事。有些事令人忍俊不禁，如杨书记摸鞋子，杨书记扫大街，看起来是个笑话，实则印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有些事令人潸然泪下，如苏先生在困难年代从北京买了50个果酱包子背到武汉给兄弟们尝鲜，结果兄弟们却被下放回石牌老家了。我不知道，当时苏先生捧着脸盆的那一场痛哭他的兄弟们都知道否？50多年过去了，他还能清楚地说出那十几个兄弟中七个人的名字，我也很想知道，这些如今七、八十岁的他的老友都还安好否？有些事令人肃然起敬，那个被称为幸福十三队的王国文一家，从土改以来一直顽强地单干，是石牌唯一没有入社的农民家庭，他们的事迹比安徽凤阳小岗村还要典型，只是没有被宣传出去，在全国不知名而已。还有些事真的要抢救性发掘，比如抗战时的儿童保育会。在石牌二中从事后勤工作的郑永昶（好像已退休），他母亲祝（音）女士前些年住在我家隔壁，曾跟我讲起，她就是当年儿童保育会从石牌救走的儿童之一，现在还健在。那时听了她的传奇经历，颇感唏嘘，但没有深究，只隐约记得她的散居在全国的一些同学曾和她取得联系，不知聚会没有……
当然，石牌的“古”是讲不完的，还有众多古遗址、古墓葬……2014年3月，湖北钟祥石牌古镇被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是石牌人的骄傲，也是石牌人的责任。苏祥义先生已为我们讲了一段好“古”，那么，我们该留下一些什么让后人来讲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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